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 ）发展阶段迈进的历史转折点上。
A 、城乡一元经济结构
B 、城乡一体化
C 、农村一体化
D 、城市一体化
参考答案
【正确答案：B】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迈进的历史转折点上。
1949年后的中国的经济结构经历了怎样的改造？
发展战略的升级将中国导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面临战略目标与战略环境、战略资源的反差，以及新发展观与旧发展观、旧体制、旧利益格局之间的激烈碰撞
中国发展战略的升级，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出巨大挑战。5000年来农业立国的历史与传统，面临着同时完成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转型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理念、思想、体制、机制、利益格局发生激烈冲撞与交锋，13亿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自觉与否，均同时步入一个超级大课堂，不断学习、解决从内心的互相认同直至大国关系这样的课题，共同谋求适应、推动这一亘古未有之变。
从个人的全面发展，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国家建设，微观与宏观问题千头万绪，矛盾交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启航。平稳、安全、快速地驶过这段充满风险的航程，对实现我国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开放冲击
加入世贸组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开放态势，与国际经济的全面接轨，使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
2004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为6％，是1982年的5倍，当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一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562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中国已跻身国际市场最大开放经济体之一。
开放的经济态势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和需求，并使经济运行中的新老问题、结构体制纠合伴生的弊病、对外经济中不容回避的矛盾凸显。
●艰难承受的经济之“重”
全面开放推动中国国际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传统的粗放式产业扩张重新显现，伴随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
入世三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十分显著，2004年的贸易规模相当于2001年的2．3倍，贸易增长连续多年都在30％左右，但是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国民福利增长与贸易的高增长并未同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赵晋平说，目前外贸增长更多的还是源自数量型的增长。
赵晋平分析，2004年，中国出口增速为35．4％，出口价格上升了5．3％，而进口价格上涨10．3％，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在下降，这说明中国从外贸中得到的国民所得不高，对外贸易还是依靠数量型增长，对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
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扩容，中国进入第二次重化工业扩张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经历了1998年之后的调整改造，食品、轻纺、家电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市场需求饱和的情况下，开始更多的转向国际市场发展。同时，随着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汽车、住房、电子通讯等新兴产品加快增长，这带来了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加大了对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基础产品和原材料产品以及各类设备的需求。伴生而来的是部分行业出现短缺，导致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电力等部门高速增长，同时也使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弊端重新抬头。
在经济规模扩张下，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张立群认为，中国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资源浪费和使用粗放的“痼疾”不仅仅对国内有影响，也在国际市场中有所表现。2004年我国有20多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价格一路走高，石油进口亦跃居世界第二，而铁路的请车满足率只达到35％。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煤电油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加剧，安全生产事故增加等都敲响了警钟。
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明显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保障我国外部资源、能源供给安全性。赵晋平说，目前，石油、铁矿石、氧化铝等重要的资源、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新的要素供给。尽管我国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但在增量中我国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回避不了的现实，也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背景下值得探讨的课题。
●体制竞争亟待出手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不断提高档次。从产品竞争进入产业竞争，从经济竞争进入体制竞争，变革的压力已由经济领域传导到政治、社会领域。
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与发展质量是决定经济竞争成败的关键，而在中国，体制束缚尚未完全打破。张立群认为，面对开放的竞争环境，需加快完善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即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机制，而目前仍有一些体制弊端影响企业的自主性，这包括市场和产业准入规则不完善，执行不严格；土地管理方式不适应形势的变化；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各级政府部门对投资和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过多，国有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机制仍然存在等。
此外，目前的风险应对机制、防范、监管机制等仍是在过去尚未完全实行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确定的。赵晋平说，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融合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相互影响非常直接。世界经济一旦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国内。因此，需要在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重新考虑建立风险防范应对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再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需要积极、主动地改革现有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并尽可能增加体制的应变性。这将直接对政府体制带来影响，“倒逼”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政府转型及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正是下一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症结”。从目前看，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政府职能的定位失误——或越位、或错位、或缺位有关。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重点抓投资体制特别是“审批制度”的改革和打破“行政性垄断”。
在改变经济调控方式的同时，政府职能转变还要调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张立群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前，由于偏重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益性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多，特别是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反差较大。跨过人均GDP1000美元以后，人口、就业、老龄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极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甚至利益冲突。而这是政府必需解决的。
●学会驾驭全球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大多数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也快速提高，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进入贸易摩擦的多发期。迄今为止，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自加入世贸组织到2004年11月底，国外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37起，涉案金额约35亿美元，涉及产品约4000种，涵盖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其中农产品、纺织品等已逐步成为国外对我反倾销的热点。
赵晋平认为，今后的贸易摩擦将会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各国会更多地利用反倾销、特别贸易条款等贸易救济措施对中国商品加以限制并保护其国内产业；二是发达国家将更多地利用非传统的贸易壁垒，如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来设置更多的障碍；三是我国面对的知识产权纠纷有增加的趋势。
面对这种冲突，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高驾驭世界市场的能力。赵晋平认为，这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内容：首先，如何在多边体制中更多地发挥中国的作用，以影响规则的制定。入世前3年我国主要是通过自身制度的完善来适应世贸规则的要求，履行世贸组织成员的职责和义务。下一个阶段，我国需要更多地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寻找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规则的制定，使得规则的制定能够朝着有利于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不至于被少数国家所垄断。其次，推进区域贸易安排。区域贸易自由化是当今一大趋势，加入这一进程，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贸易安排，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多边机制下的合作能力、合作质量和水平，也有利于双方建立资源互补或优势互补型的经贸关系。最后，妥善处理双边关系。贸易摩擦和纠纷大都发生在双边关系的范围内，处理好双边关系应该是今后我国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文 ／ 记者 袁 元)
调控博弈
在一年多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表明在20年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仍然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投资主体。
“2004年可以用四个字总结——惊心动魄！”窗外响着稀稀拉拉的爆竹声，在年关即近的苏南某市，市委宣传部长梁雄向记者坦言，“说实话去年年初市里雄心很大，什么都想干，对中央的调控政策有抵触。但不论是雄心还是积极性，都忽略了协调发展这个大概念。”
他声称幸亏该市最后刹住了投资“虚火”，否则按计划把“摊子”铺开，现在难以收拾。
●驯服过热
无农不稳。此轮经济过热的警号首先从农业发出。2003年一季度，中国GDP增幅达9．9％，二季度受SARS影响增幅仍达到7．9％。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健康因素开始出现：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至15亿亩以下，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年粮食大幅减产至8600余亿斤，人均占有粮食为10年来最低。
2003年秋，粮价上涨，对物价指数产生向上牵引。但当时学者对经济是否过热意见不一，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信号失灵。进入2004年后，宏观数据变得发烫。前两月，占全社会投资八成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暴增53％，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以翻番的速度上升，钢铁投资的增幅甚至达到惊人的202％。
为此，2004年春节刚过，国务院即提出要制止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过度投资，要加强货币信贷调控，严格控制这些行业的贷款。但是，从各地传来的信息显示，一些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看法。当年“两会”期间，某省官员说，“从全局看，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投资，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不是投资过多，而是投资不足或滞后。”
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地方“集体抵制”宏观调控的情形。典型代表就是铁本事件和嘉禾事件，一个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另一个是“一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事件”。
这种思想和行动的结果就是，尽管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但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超过40％，而且增长方式是高耗低效。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石油消费却是世界第二，钢材消耗占27％，水泥消耗占40％，煤炭消耗占31％，全国23个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到处缺煤、缺油，运输极度紧张，国民经济运行绷得紧紧的。
面对这个严峻的局面，中央政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人民银行于2004年4月25日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4、月26日发改委对钢铁、电解铝等行业进行了资本比例调整；
4、月27日，国务院发文，发改委、银监会联合发文，对钢铁等十大行业固定资产全面清理；
4、月29日出台关于土地流转的“三个暂停”政策，同日银监会以电话方式通知银行严控信贷……
这些举措被称为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的宏观调控。其特点被发改委主任马凯总结为，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发挥信贷、投资、价格等方面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
事实证明，这套“组合拳”迅速带来了宏观经济高烧的退却。短短的3个月内，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下降到5月份的18．3％。经济运行2004年下半年开始步入稳定。
●体会科学发展观
“飙车”的经济被“点刹”平稳了，这使中央决策者更加认识到，长年对GDP的崇拜和以经济指标为主的政绩考核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解开问题的症结还在于端正我们既有的发展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宏观调控不应是对发展的限制，但就地方官员的行政作为而言，还得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从强烈的政绩取向、自利冲动中挣脱出来，把加快发展的动力引导到投资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清除垄断壁垒上来，引导到转换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产业素质上来，引导到理顺利益关系、公平竞争环境、增强公共服务上来。
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和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必须统筹推进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实现三者关系的协调。王梦奎强调，“现在国内外环境比过去复杂得多，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过去复杂得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增强经济增长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才能趋利而避害。”
观念是一方面，既有的体制设计也让地方难以摆脱粗放的经济发展惯性。比如在传统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要提高当期财政收入和吸引外资，土地政策优惠是最快捷获得的资源和财源。
北京市政协委员蔡金水指出，“地方政府要通过以土地批租为核心的经营城市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加上获得土地是计划经济，用地上是市场经济。巨大的利益空间使地方政府成为巨大的‘地主’。”因此，一面是中央政府强调保护耕地，另一面地方政府的真正动机是获得土地双轨制的巨大利益。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甘冒违法乱纪、农民闹事的危险，也要大力圈占土地。
据了解，近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亿元，而1998－2003年全国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发行的国债总额一共是9300亿元。也就是说，过去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接近过去5年的国债总额，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巨大利益的诱惑使地方政府无视了宏观调控的种种信号。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深化政府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职能及其运行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决定性体制因素和关键。如果说20多年来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体制条件，那么，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改革的重心转向政府体制。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哪些特点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化的特点新中国成立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起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由于一些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较高、相对成熟；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初具规模。都市圈(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近年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显示出区域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区域间的整体竞争。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主导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内部则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组织和分工协作关系，地域分工协作网络正在形成和发挥作用。
2.城市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城市建设迅猛发展，交通设施日趋完善，邮电通讯业发展迅速，绿色环保的城市生活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构建城市快速路网，是大多数城市交通建设的重点；在城市新区，加强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成为建设的重点；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基础设施配套，更是多数城市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由于各城市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改善的力度，增强了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为吸引更多优质外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2006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新签外资项目(合同)数30024个，项目(合同)金额133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730亿美元，分别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城市化发展的成就。
3.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初具规模，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与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同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地提出了我们要缩小的是“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从而从指导思想上规定了城市发展的目标导向，就是加强城市的社会功能，优化城市的发展环境。我国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多地关注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后，则转到注重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基本职能突出出来，期望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公共财政工具，实现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广大乡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4.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密切相关。国际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由过去转移加工制造业，到现在转移公司总部、市场营销机构、营运中心等整个产业链，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的产业转移也会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会城市成为公司总部、产品研发中心、市场营销中心，中小城市作为加工制造业基地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城市之间的分工，从地区的协调发展上显现出来。在生产要素和部分产业由东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的同时，包括高端劳动力、研发和公司总部等则表现出进一步聚集的趋势，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进一步加强。
二、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城市是发展工业的最好的载体。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促进。上面关于我国城市化的特点，无疑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分不开的。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估，将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
1.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争论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大家的共识。实践表明，城市化的快速进展，解决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在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关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探讨始终是中心话题。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过收集并分析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观测值，得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世界各国城市化轨迹是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先是缓慢发展然后有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最后趋于平缓。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支持“S型”关系。由于各个国家在统计口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演进不会完全遵循统一的发展模式，以某些观察值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模拟不一定客观。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争论是全球学术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大多数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相比其他国家类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础差，但是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一直在缩小和其他国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后，国内涌现出一批学者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之间是协调发展的关系，例如安虎森和陈明(2005)，陈明星、陆大道和查良松(2009)。邓宇鹏认为中国存在着“隐性超城市化”，认为应当将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再乘以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分摊的人口1.75，作为隐性的城市人口，从而计算出1997年我国的隐性城市化率为30.4%，再加上政府统计的城市化率29.92%，实际城市化率为60.32%，这样，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就处于超城市化状态。我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而出现，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受传统体制的约束，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分离，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的关系正在逐步得到确立。本文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总结世界各国和人口规模大国的城市化规律和经验，作为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客观标准，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2.计量研究方法(1)指标选取城市化率是城市化进程的代表性指标，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国家对城市区域有不同的定义，因而世界各国城市化率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虽然联合国提议各国统一将2万人口聚居地定为设市标准，但是联合国人口司也认为出现多样化的定义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们在对比各国城市化率时要考虑不同国家对城市人口的差别化标准。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有许多潜在的解释变量影响城市化进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结构和非经济因素也加速或延缓城市化进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是广义上的工业化程度的标志。同时我们选取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标准，这两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最能衡量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2)数据处理为保证收集的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我们利用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缩写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不包含中国的160个国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数据、人均GDP数据和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数据采用2000年美元不变价处理。中国的数据同样来自WDI，一方面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率口径尽量一致，另一方面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国家统计局对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在不断调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径不一致可比性不强，因此统一用WDI的数据更具备说服力。
(3)分析方法为了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价更有说服力，在分析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同时，我们给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提供不同层面的参考标准，我们设计了三类共五个估计方程。
①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在1980年-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不包括中国的共160个有数据国家，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我们保留了4014个观测值；
②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根据世界发展指标中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的划分，我们将这160个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水平、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低收入国家水平和低收入国家水平。同样在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其中高收入国家39个，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共保留了998个观测值，中高收入国家34个，共843个观测值，中低收入国家45个，共1124个观测值，低收入国家42个，共1049个观测值；
③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联估计方程，数据同样是从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共28个观测值。其中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和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用固定效应模型，中国的估计方程由于所有指标都有明显的时间趋势，通过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我们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所有回归结果见表1。
3.国内外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比较从表1的五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回归结果来看，我们总结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世界的工业化发展整体是推进城市化水平的进程，其中世界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个百分点。但是世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同时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在抽取的样本国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数量又略占优势，就造成了世界的工业化对城市化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第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水平呈现反方向的推动作用，其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个百分点，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个百分点。对于以上回归结果的解释是，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都属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推进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主导产业从第二产业替代为第三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呈现负相关性。第三，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个百分点。欠发达国家大多数处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或者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多数国家以第二产业为支柱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
4.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结论现在我们对1980—2007年与国际样本相对应的中国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定其是否单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对各变量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时间序列平稳外，LNURBAN和LNIND时间序列由于检验T值比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这样我们无法进行OLS回归，会导致OLS伪回归。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们对变量LNURBAN和LNIND做一阶差分平稳性检验，从检验结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变量LNURBAN和 LNIND均为一阶单整I(1)。基于前面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对以上多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由于考察的变量多于2个，所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通过对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并考虑到变量均存在趋势性，所以确定序列有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截距项的模型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我们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1)。对照上述五个估计方程得出的参考标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方程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回归方程最为接近，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呈现负相关。这并不是表明我国也处在工业化后期或是后工业化阶段，而是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加。由于选取的工业化指标是工业增加值占当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为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近年来由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的贡献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则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长。在其他国家的各项系数对比中，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富有弹性，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的变动也是富有弹性。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正在得到纠正。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相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普遍大型化的问题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当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时候，先把人口聚集起来是大多数城市的选择。我国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当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逐步消失、制造业企业开始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追求城市平均规模的大型化，就成为一个疑问。
2.城市产业集聚及其路径选择问题产业的集聚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推动相关产业和市场的建立，降低企业的生产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率。产业发展的分工与合作的密度、细度、频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实现。城市是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环境基础，城市的发展通常会形成一定数量的产业集群。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城市，其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较高。当企业按照产业链条布局成为趋势之后，以发展总部经济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产车间为主的外围城市的区分就十分明显。第三产业本质上是消费产业，是人类聚居模式改变后带来的。第二、三产业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对于一个城市，是选择做办公室，还是生产车间选择哪种类型的产业集聚，是摆在各类城市面前的一个艰难抉择。
3.城乡发展的土地占用与失地农民问题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看，城市化是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发生的，从二元社会结构向一元化结构转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农民转变为居民，从乡村生活转为城镇生活。城市化实质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过程。然而，城市的刺激内需被狭义地理解为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乱占耕地现象的抬头。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失控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城市蔓延式的扩张，大量占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中央严控18亿亩土地红线的政策使这种趋势被遏制，但目前又面临新的威胁。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达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积扩张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长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国城镇总人口为45906万人，2006年增加到57706万，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3%，建成区面积增速与城镇人口增速之比为1.93：
1、。这种城市面积扩张致使大约4000至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从而出现了就业、保障、征地补偿等社会问题。
4.城乡人口流动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规模逐年增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0%，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大规模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在为城市繁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却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就业不稳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状况差，社会保障滞后。农民工虽然生活就业在城镇，与当地人一样为城镇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却只能成为漂泊在城镇的边缘群体，城镇没有完全接纳农民工，农民工远没有真正融入城镇。上述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理清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第一，城市定位不准确，对城市发展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的认识出现偏差。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两个方面。等级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分工，这是避免产业(部门)相同构成重复建设的关键。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镇要求形成中等规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规划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个城市要求建成国际大都市。归纳起来，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没有依据本地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发展形势进行科学的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区域的增长极，片面强调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个中性词，尚没有理论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第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农村的资源几乎没有成本地流向城市。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制度化，在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约束下，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城乡差距日渐拉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导致城乡经济差距拉大、城乡失调最直接的原因，是城乡关系失调的制度基础。鉴于在城市中取得的较高工资报酬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的预期，许多农村居民开始移居到城市。农村社会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引力，是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传统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外来务工人员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乐业，导致已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出现大规模的回流现象。因此，城市化的过程，难以有效地转变为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和覆盖城乡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与供地之间具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认为我国城市大规模圈地的动力源自征地制度与供地制度之间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财”。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围过大，许多土地被征用的目的是商业开发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过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进行补偿，这种测算方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没有体现土地潜在的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考虑到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更没有体现出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不落实；征地程序不规范等。征地费使本应由农民分享的部分农地城市化溢价收益受到侵占，甚至使地租水平低于正常农村经济的要求。征地制度创造的巨大寻租空间，诱导开发商及政府行为扭曲，人为加大土地市场的投机性，开发区“开而不发”、工业园“圈而不建”的现象极为普遍。由于利益驱动的结果，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地生财，热衷于经营土地、经营城市。
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通过上面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城市化作为21世纪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迈向现代化的重大发展战略，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适应的阶段到来，也到了城市化进程战略思路的转变时期。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的进程，笔者提出三点新思路：
1.摆脱城市发展仅仅为工业提供载体的思路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发展也必然受到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构建和谐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问题的逐步解决，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城市发展的本身去确定发展的目标，赋予我国城市化以新的内涵，构建一个全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进程中，我们需要把握各个阶段城市化发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城市的状态，调整城市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朝着良性城市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建设宜居城市的问题。
2.从强调做大城市转变到力求做强城市准确理解衡量城市发展的各种指标，从城市综合发展的大局去进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样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只从城市人口这个指标去衡量。要关注各项约束条件的情况，防止虚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一些地区经济发展快，就业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城市空间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设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城市居住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治安稳定有序。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时不仅是调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复合型过程，涉及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保障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衔接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实现城镇化率的明显提高到城镇化质量显著优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3.从城市独立发展的路径转变为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维城市是区域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要克服城市狭隘理解区域竞争，搞区域分割，互不妥协，自成体系，导致小而全和功能趋同。以区域为载体，以交通为纽带，以经济分工与协作为基础，组成城市群，充分发挥城市组团发展的优势作用。城市群内部结合现有各城市的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对城市群实行职能分工定位，达到充分发挥紧邻城市优势互补的功能，实现结对成群，融合发展，带动城市群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